“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东北地区，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被破坏，没有一个家庭不因为战争而失去亲人。

城市变成了屠宰场，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被破坏殆尽，残疾的军人和平民的尸体成为当时的街景，血腥变得稀疏平常。

自诩精锐、人数占优的东北军在一夜之间被打得丢盔弃甲，这不禁让人疑惑：

“九一八事变”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东北军中的军官因为“恐日症”被吓得心惊肉跳，一提和日军打仗就唯恐避之不及？

是深得国联承诺，自以为占据公理，所以奉行不抵抗政策？

……

接下来，不妨让我们听听老兵的讲述。

一、闯入营房

“百年国难时代，每一次重大的国难事件都伴随着大量相关的文学作品出现，而这些作品的源泉，则是当事人最深痛的回忆。”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人们怀着国土被侵占的悲愤纷纷发表抗日文学作品，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发出对东北膏腴之地沦陷的悲鸣。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除了知识分子笔下积极投身反抗的群众外，也有亲历“九一八事变”的部分老兵站了出来，他们接受采访，在记者面前将自己的真实见闻和盘托出，表达着对日军暴行的愤慨，对新中国的欣慰。

作为东北军独立第七旅的士兵，陈广忠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对那段历史“有着格外深刻的记忆”，在2021年，他将自己的所有回忆向着记者娓娓道来：

“我们突然被一声爆炸声惊醒，随后日本人就打来了。”

尽管年代久远，自己也是满头花发，但是每当谈及1931年9月18日的那个晚上，陈广忠便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矍铄的精神、炯炯有神的目光，他恍若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陈广忠对着记者说道，有时自己喝了酒，就忍不住想起那段痛心的往事，泪水就止不住地滑过面颊。

在他看来，日本人的来去自由是东北军遭受重击的先决条件：

“当日本人在奉天时，就已经步步渗透，掠夺我们的土地。”

陈广忠的看法展现着非凡的军事嗅觉，国家档案馆馆长对陈广忠的看法高度赞同：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的土地掠夺有限，但是，这却是实施大陆侵略政策，进行‘国策移民’的基础。”

陈广忠回忆，在打响第一枪之前，日本人就在奉天买卖土地，当日本人侵占中国民众的土地时，产生了不少的摩擦与纠纷，有相当一部分的百姓恳请政府加以解决矛盾。

这是因为在当时，中国政府曾规定日侨需用我国地基和房屋，只准许商租，不准进行买卖。

因此，日本人要么强买强卖，要么就是采用较为强硬的手段直接侵占农民的土地。

陈广忠对于这样的“买卖”感到痛心疾首：

“日商为了采买土地不择手段，隔三岔五地派翻译去和老百姓谈。一来二去的，偌大的东北，除了军营就是日本人的土地……九一八当晚，他们闯入营房的路早就打好了！”

谈及此事，陈广忠不禁热泪盈眶、眉头紧锁，似乎充满着遗憾与不甘。

显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通过土地买卖，已有相当部分的日军在我国驻扎。

但日军除去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外，还在我国境内肆意虐杀中国人民，枉顾生命，而伤害百姓的理由也令人难以置信，视生命为儿戏。

陈广忠曾和自己在警察署任职的好友交谈，得知“七十一岁高龄的村民邓宽因自己家的狗乱叫，于是出门拦阻，就被日兵手持石头击打，身受重伤，半身不遂”。

此外，日军还公然在东北军驻地不远处的塔湾村北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演习间更是用枪弹射击中国铲地农民，造成农民多处受伤，有性命危险。

从陈广忠的回忆来看，即便当时在我国领土之上，但日本人却丝毫没有收敛，意欲凌驾我国人民至上，践踏国人的自尊。

也可以说，从侧面表现了当时政府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以至于日本人肆意侵害中国人的生命，将其视为蝼蚁。

但是，当“九一八事变”就那么突然地发生之后，陈广忠才真正地见识到日本人“见人就杀”的残忍。

二、见人就杀的日本兵，“不得还击”的奉天军

陈广忠回忆说：

“日本人见人就杀……平时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被日本人追着打，用刺刀捅，满地都是血……”

尽管情况如此危机，但陈广忠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

“上级还让我们不得还击……”

闯入军营的日本人似乎纯粹是为了宣泄，他们端举着步枪，即使是近距离也不吝惜使用子弹射击。

被子弹打爆的躯干和漫天的尘烟混杂在一起，血腥味和火药味糅杂着分不出彼此，整个东北军营地成为了一场单方面的屠宰场。

在文学家的记忆里，东北“逃难的火车方转动着车辆”，满载人儿与哭声；

“沈阳的城头弥漫着烟火，沈阳的风儿带来了哭骂的狂怒，沈阳的兵工厂在爆炸了，男儿们的悲壮的歌声响彻了云际。”

但“见人就杀”的暴行不仅仅是在军营之中，市井街头的血光使得这片黑土地恍若人间炼狱。

“九一八事变”当晚，日兵巡行街道，托辞乱民骚动，特去保护侨民，维持治安。每出必四人结队而行。横持上刺刀之枪。

若有行人不经意间靠近了这些巡街的日本兵，就会被乱枪刺死；

如果有市民胆敢抵抗，比如说举起手这样的动作，就会被押入司令部，以重刑处之；

倘若有三名以上的市民聚集在一起闲聊，日本兵则会无理由地开枪射击。

人间炼狱，不过如此。

日军残暴至极，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肆意杀害毫无人性可言。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残暴的统治下，东北市井萧条，民众时常遭受生命的威胁，不敢踏出家门。

“侵略”二字仿佛中国已是日本囊中之物，毫无人性可言。

但是，东北的惨状和东北军将领的不抵抗政策脱不了干系——东北土地之所以快速被日军占领，东北人民之所以丢失生存家园被迫流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于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军不战而退，这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有直接关系。

那么，“不得还击”这样的命令究竟因何而来呢？

陈广忠在想起“不得还击”的命令时，痛心地表示：

“我们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盼着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现在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一种亡国奴心态吧。”

日本关东军在战后也曾表示：

“如果当天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抵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决不会有几天之内便相继占领奉天（沈阳）、长春、吉林的结果。”

可见，“不抵抗”确实是一大失误。

当时，张学良不在东北，而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在张学良身旁，代司令长官张作相则是在锦州为父治丧；

参谋长荣臻虽然留守沈阳，但忙于为父祝寿。

而且当时北大营的东北军直接将领，当夜也都未在营地住宿。指挥部内只有驻军参谋长赵镇藩。

当日军向北大营进攻时，赵镇藩先命令部队金融阵地，而后向沈阳城内的荣臻请示。

荣臻根据上面的指示命令说：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

这时日军步步紧逼，枪炮声不断，形势异常危险。

陈广忠回忆到，东北军官兵皆“怒眦欲裂”，“群请一战”。

鉴于这种情况，赵镇藩又向荣臻请示希望改变先前的指示，但荣臻仍然坚持前命，并说：

“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因此驻北大营部队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击，大部分奉命撤走，致使东北万名守军被只有五百多人的日军击溃，北大营失守。

这样的结果，在当时显然是不能为国民所接受的！

三、扑朔迷离的“不得还击”

早在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就已经制定侵华战略，随后日军便开始在我国不断地开展所谓的“军事演练”，对东北军及东北民众多次发起挑衅事件。

“九一八”事变实则是预谋已久，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就在中国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五卅惨案、济南五三惨案、万宝山事件等诸多惨案。

《申报》“自由谈”中刊载了墨逸所作的《日本侵略中国及各惨案年表》，一共5篇。

每一篇年表上都记录了历年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对中国人民的暴行。

这些惨案无一不表明了日本欲侵占中国的野心，然而当局却专注内战不以为意。

欧阳予倩作十九幕剧《不要忘了》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愚蠢行为，当日本兵攻进沈阳时，军官甲大骇：

“日本兵已经要占领沈阳了，怎么事前完全没有消息？”

军官丙答：

“消息是早有了的，不过没把它当回事罢了。”

于是，军官们赶紧发电报给司令张学良。

此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接到电报后张学良奉行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出了“日军尽管打来决计不抵抗”的命令。

也正因如此，东北军一枪未发，将沈阳拱手让出。

也正因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日军才能迅速地占领东三省。

这种行为怎能让人不愤慨，这种愤慨在作品中以“讽刺”张学良与东北军宣泄出来。

1931年9月，题目为《傅将军哪里去了？》的杂文用曾被张学良软禁的“中华良将”傅作义宁死不屈保卫涿州的事迹，讽刺时任东北军司令的张学良手握数量与装备都优于暴日的东北军却将东北拱手让人。

再如拯黎的文章《战胜倭寇之崇明人》，讲述了明嘉靖时，崇明一秀才带领民兵抗倭的故事。

文章结尾作者写道：

“今日本占我东省，而东省之将吏绝不敢以一矢相遗，观于顾秀才之事，能不愧死乎？”

讽刺的笔触直指东北守将张学良。

但在当时，全国人民在一致指责张学良不抵抗行为的同时，也不禁怀疑对日本有着国恨家仇，思想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祖国统一观念和民族大一统精神的张学良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屈辱的方式对待日军的侵略行径?

他究竟是不想抵抗？还是不能抵抗？以至于对“九一八”事变当时通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即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如何处理，得到复电：

“为避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

由此引出张学良是受南京政府的指示被迫放弃抵抗，蒋介石才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张学良不过是代蒋受过，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为此，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特意对此事做了说明：

“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过归于中央。”

在中国社科院看来，这表明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自己意思的表达，出自张学良之口，确凿无疑。

但这皆是后话了。

因为所谓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国长达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序幕，固有的和平秩序被打乱，暴日的侵略就像是一颗炸弹，由沈阳爆发扩散吞噬着整个东三省，生灵涂炭。

结语：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开启了东北一段不堪回首的黑暗时代。

这既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印记，也对张学良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其一生难以抹去的污点和人生悲剧的起点。

客观来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为入侵东北而精心策划的，理论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

但事件的发生并不代表最终的结果同样具有某种必然性。

正如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向关东军的密报中就曾写到：

“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至不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军民能一致合力抵抗，则帝国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皇军势必苦于应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唯有铭记历史，才能展望未来。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参考资料：

参考消息.九一八事变的六个历史教训[N]，2021.

观察者网.不灭的记忆 历史的回响——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之际[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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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祥.“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华北驻屯军[J].历史教学,1982(10):43-45.

袁成亮.1936 年日本在华北增兵、走私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J].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48-53.